这一番恶性循环下来，饶是台商资金再充裕，也架不住收入与投资长期不成正比。
1993年5月，台湾八大片商与香港电影从业员协会就如何抑制港片制作成本、压低演员片酬进行协商，其中特别提及“目前共有250多部台资港片未如期交货”。
事实上，在当时那种环境下，“烂尾”投资根本难以计数，即便能够完工上映，港片亦无厚利可图：自1993年开始，市道已经大变！港片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首先是台湾市场不保。台商因港片利薄逐渐减少投资；台湾政府亦于1993年开始放宽对西片及日本电影的拷贝数量限制，以减低本土市场对港片的依赖程度。97年之后，美国八大电影公司更以强势产品和行销手段将台湾电影市场几近垄断，港片已很难再分得一杯羹。
其次是内地市场难进。由于90年代初台资港制内地供景的合拍片风潮太旺，合拍片及协拍片数量远远超过电影局规定，还有《蓝风筝》、《诱僧》等合拍片违规操作，导致内地于1994发布加强管制合拍片的规定。而这一举措对于对于正值困境的香港电影业而言，无疑雪上加霜。
第三，东南亚市场失守。90年代中后期，马来西亚及泰国经历货币风潮，更有亚洲金融危机作乱，经济不景气，加之港片中仍有卖埠保证的名导明星亦日见稀少。终于令曾经是港片最重要市场的东南亚不但不再购买“片花”，甚至对已经制作好的港片成品也渐失兴趣。
第四，遭遇影碟及盗版冲击。从录像带到LD，从VCD到DVD，影片放映的渠道越来越多样化。院线虽然因此愈发萧条，所幸影人还可转而借助影碟市场盈利。但随着盗版日益猖獗，香港与世界各地电影业一样，都遭受重大打击。
第五，本土市场遇险。正所谓兵败如山倒，港片继丧失大半外埠市场之后，本地市场亦遭遇好莱坞入侵。1993年《侏罗纪公园》在香港创下6000万票房，打破之前港片连庄本土几十年票房冠军的神话。随后西片年年压境，港片节节败退，迄今这一局势仍在继续。
既然香港观众爱看西片胜过港片，院线商也只好见风转舵，不但缩减投资港片的资金，还将原本放映港片的部分影院改放西片！更有甚者，90年代后期，随着黄百鸣的东方院线停办，陈荣美“双线联映”（新宝、金声）旗下不少影院停业改建成商场，邹文怀的嘉禾亦放弃香港影院的经营业务，则标志着曾经主宰香港电影业的“院线制”宣告全面瓦解。
说来唏嘘，港片兴盛的时候，谁都想轧上一脚，投资拍戏赚大钱，待到港片不景气，找制作资金却成了大问题。连辉煌一时的嘉禾公司捱到2000年之后，都逐渐停止制片业务。
而所有这一切的恶果，都和盲目扩大院线有直接的关系。
看来，我得找查理好好谈一谈了，绝对不能让现在嘉禾、新艺城和东方之珠外，再出现第四条院线，哪怕是德宝已经拿到了院线的经营权，也要给他拉下马来。
既然做出了决定，我反而轻松了下来：我和德宝电影公司，和潘迪生之间，绝对不再有和解的可能，因此我实在是没有必要和这些保安废话了。
“既然有人不欢迎我们，那我们走吧。”说完，我伸手把莲娜拉了回来，然后凑在许晴耳边低语了一会儿，惹得小丫头“格格”一阵娇笑，然后就温顺地靠在我臂弯里，和我一起转身离开了。
邹杰和王胤豪虽然不明所以，但还是跟在了我们的身后。
听着背后那些保安嘴里吐出的“软蛋”“白痴”“不是男人”等嘲笑，我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再过一会儿，就知道谁是软蛋和白痴了。
旺角广场附近一家装饰豪华的咖啡厅。
邹杰手托着下巴，摇头道：“老板，我没想到，你还真有恶搞的天赋……不过，这样真的行吗？”他和王胤豪听了我的计划，均是一阵捧腹大笑，不过到后来，他们皱起了眉头，显然是想到了其中的利害关系。
我淡淡地笑了笑，“想必你们都知道我和律政司司长唐明治爵士的良好关系。等会儿我让他稍微约束一下警方的行动，让‘正义的力量’得到充分地发挥，我们就可以光明正大地进入德宝电影公司的大楼了。”
许晴和莲娜一左一右地坐在我身边，都拿那种敬佩地眼神看着我。不过我却知道，我这些伎俩，终归还是难登大雅之堂，所以并没有飘飘然。
大约一小时后，旺角广场附近聚集了密密麻麻一大群人。
这些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不过均身着统一的黑色衣裤，头上都扎着一根黄色的绸带——靠近眉心位置，用黑字写着诸如“净化空气，抵制色情”、“禁止精神污染”、“救救孩子”等五花八门的口号。
同时，还有源源不断的人群从四面八方聚集而来，其中有些人还拿着巨幅横幅，手里则挥舞着标语、旗帜，谈话间，一个个慷慨激昂，似乎是一群正在准备上战场的斗士。
明眼人一看，马上就明白，眼前这些无聊人士又要进行什么抗议示威游行了，就是不知道这次谁会是倒霉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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