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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个伟大构想，李翊的自我感觉是很不错的，但幕僚们却没什么热情。
这些幕僚们大多数都是土生土长的东汉人，他们所接受的理念跟来自后世的李翊完全不同。在他们看来，名匠就是干将莫邪那种人，打几件宝物，可以满足君主们的收藏欲望，对大局却没什么帮助。除非是鲁班、墨翟那种不世出的宗师，倒是能对战争、内政有一定帮助。
可是，这种宗师人物，是随便开个书院就能教得出来的吗？
没人热烈支持，但也没人反对。所有人都知道，自家主公不光在战场上智勇双全，在旁门小道方面也很有天赋，这是新的酿酒方法，养马的方法以及雪盐的晾晒等新方法已经证明了的。甚至可以说，如今北疆的很多新鲜事物，都是这个主公一个人鼓捣出来的。
幕僚们并不知道李翊拥有超级大杀器召唤系统，可以兑换各种科技资料，他们下意识的以为，这些李翊拿出来的东西，就是李翊自己鼓捣出来的。
当然，这不是重点，下一项议题，才是众人真正关注的。
统治者不喜欢商人，主要是因为商人四处游走，又拥有大量财富，很难管理。普通的商人倒还没什么，如果是有野心的，就很危险了。
以这个时代的通讯手段，就算是大一统的帝国，也很难将统治延伸到所有的郡县，更遑论那些村庄了。
因为统治的密度不足，加上通讯不变，向商人征税就成了一个难题。
除此之外，糜竺提出的收税方式问题也很麻烦。
比如盐这种货物，在沿海地区根本卖不出价钱来，只有到了内陆，才能卖出高价。如果商人在幽州完税，要么交出一定比率的盐，要么按照幽州的盐价付给铜钱，对政府来说，都不怎么划算。等商人回来的时候再抽税，也会遇上类似的问题，总之是很麻烦。
所以从前征税的方式，就是各地各收各的，地方官可以设卡，势力较大的豪强也可以。商人固然损失很大，政府也没捞着什么好处，对此也就不怎么上心了。在这方面做的最极端是明朝，明朝是没有商税的。
李翊从前看过各种各样的理由，现在到了自己当家，他突然体谅起朱元璋来。这位雄才伟略的开国皇帝，说不定也遭遇过类似的场景，因为想不到办法，干脆大手一挥，把商税给取消了。琢磨着老子赚不着，也不能让别人赚了。
打仗可以干脆点，但治国嘛……正如老子所说，就和烹饪小炒一样，要精工细作，小心再小心才会好吃，正如朱和尚一刀切的结果，养出了一群节操全无的硕鼠士大夫那样，急于求成只会把菜炒糊。
“办法么，也不是没有……”李翊沉思良久，终于从后世找到了借鉴，“可以在各地的衙门成立商业司，专门核查当地的商户。商人须得在当地入籍，按照规范记账，嗯，这个可能有点难，可以先规定为，至少要让人看得明白……”
“商业司的官吏按照商户的营业规模，盈利水平征收税款，开出完税证明，凭借完税证明，商户就可以在河北辖区内行走无碍，流通环节就不征收任何税款了，如何？”
“主公，您要恢复告缗令？”糜竺惊疑不定的看着李翊，话语中带着颤音。
华夏文明一贯趋于内敛，而非扩张，不是没有缘由的。
自从秦始皇横扫东方六国，一统天下后，一个世界上史无前例的庞大帝国就诞生了。于是，如何让这个帝国长治久安的问题，也浮出了水面。
从明太祖朱元璋的经历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治理天下，往往比打天下更难。大秦帝国的兴衰，似乎同样也验证着这个规律。
单以对商人的处置来说，无论是变法求强的商鞅，还是雄材伟略的秦皇汉武，都没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商鞅的办法是重农抑商，拼命削弱商人的地位，污辱其人格，突出者如不许商人作官，不许商人乘车马、衣丝绸、置土地，以打击商业。
嬴政基本上算是商鞅的忠实信徒，统一天下后，他将商鞅的抑商政策推广至全国。汉武帝则比两位前辈更狠，他直接推出了告缗令。
告缗是算缗的延伸，以后世的观点看来，算是一种财产税。简单来讲，就是官府对商人的财产进行清点、核算，然后编造名册，作为征税的依据。
这里说的财产，包括家里的钱财、货物，车船交通工具等等。反正只要是商人，家里又没有官吏、三老、戎边军士在，就要为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缴纳重税。
因为税率很高，所以商人们千方百计的藏匿财产以避税，汉武帝的对应之道是鼓励告发。他命令杨可主管其事，令民告缗者以其半与之，就是被告发者将会遭受没收财产的出发，告发者则能得到账款的半数。
这个政令是抑商政策发展到极致产生的怪胎，基本上和抢钱是一个路数的。
作为商业世家，糜家对告缗令这种怪胎自然是深恶痛绝的，没想到一向主张农工商并重的李翊突然提出了这个，饶是糜竺城府不错，还是一阵心惊肉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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