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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个伟大构想,李翊的自我感觉是很不错的,但幕僚们却没什么热情。
这些幕僚们大多数都是土生土长的东汉人,他们所接受的理念跟来自后世的李翊完全不同。在他们看来,名匠就是干将莫邪那种人,打几件宝物,可以满足君主们的收藏欲望,对大局却没什么帮助。除非是鲁班、墨翟那种不世出的宗师,倒是能对战争、内政有一定帮助。
可是,这种宗师人物,是随便开个书院就能教得出来的吗?
没人热烈支持,但也没人反对。所有人都知道,自家主公不光在战场上智勇双全,在旁门小道方面也很有天赋,这是新的酿酒方法,养马的方法以及雪盐的晾晒等新方法已经证明了的。甚至可以说,如今北疆的很多新鲜事物,都是这个主公一个人鼓捣出来的。
幕僚们并不知道李翊拥有超级大杀器召唤系统,可以兑换各种科技资料,他们下意识的以为,这些李翊拿出来的东西,就是李翊自己鼓捣出来的。
当然,这不是重点,下一项议题,才是众人真正关注的。
统治者不喜欢商人,主要是因为商人四处游走,又拥有大量财富,很难管理。普通的商人倒还没什么,如果是有野心的,就很危险了。
以这个时代的通讯手段,就算是大一统的帝国,也很难将统治延伸到所有的郡县,更遑论那些村庄了。
因为统治的密度不足,加上通讯不变,向商人征税就成了一个难题。
除此之外,糜竺提出的收税方式问题也很麻烦。
比如盐这种货物,在沿海地区根本卖不出价钱来,只有到了内陆,才能卖出高价。如果商人在幽州完税,要么交出一定比率的盐,要么按照幽州的盐价付给铜钱,对政府来说,都不怎么划算。等商人回来的时候再抽税,也会遇上类似的问题,总之是很麻烦。
所以从前征税的方式,就是各地各收各的,地方官可以设卡,势力较大的豪强也可以。商人固然损失很大,政府也没捞着什么好处,对此也就不怎么上心了。在这方面做的最极端是明朝,明朝是没有商税的。
李翊从前看过各种各样的理由,现在到了自己当家,他突然体谅起朱元璋来。这位雄才伟略的开国皇帝,说不定也遭遇过类似的场景,因为想不到办法,干脆大手一挥,把商税给取消了。琢磨着老子赚不着,也不能让别人赚了。
打仗可以干脆点,但治国嘛……正如老子所说,就和烹饪小炒一样,要精工细作,小心再小心才会好吃,正如朱和尚一刀切的结果,养出了一群节操全无的硕鼠士大夫那样,急于求成只会把菜炒糊。
“办法么,也不是没有……”李翊沉思良久,终于从后世找到了借鉴,“可以在各地的衙门成立商业司,专门核查当地的商户。商人须得在当地入籍,按照规范记账,嗯,这个可能有点难,可以先规定为,至少要让人看得明白……”
“商业司的官吏按照商户的营业规模,盈利水平征收税款,开出完税证明,凭借完税证明,商户就可以在河北辖区内行走无碍,流通环节就不征收任何税款了,如何?”
“主公,您要恢复告缗令?”糜竺惊疑不定的看着李翊,话语中带着颤音。
华夏文明一贯趋于内敛,而非扩张,不是没有缘由的。
自从秦始皇横扫东方六国,一统天下后,一个世界上史无前例的庞大帝国就诞生了。于是,如何让这个帝国长治久安的问题,也浮出了水面。
从明太祖朱元璋的经历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治理天下,往往比打天下更难。大秦帝国的兴衰,似乎同样也验证着这个规律。
单以对商人的处置来说,无论是变法求强的商鞅,还是雄材伟略的秦皇汉武,都没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商鞅的办法是重农抑商,拼命削弱商人的地位,污辱其人格,突出者如不许商人作官,不许商人乘车马、衣丝绸、置土地,以打击商业。
嬴政基本上算是商鞅的忠实信徒,统一天下后,他将商鞅的抑商政策推广至全国。汉武帝则比两位前辈更狠,他直接推出了告缗令。
告缗是算缗的延伸,以后世的观点看来,算是一种财产税。简单来讲,就是官府对商人的财产进行清点、核算,然后编造名册,作为征税的依据。
这里说的财产,包括家里的钱财、货物,车船交通工具等等。反正只要是商人,家里又没有官吏、三老、戎边军士在,就要为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缴纳重税。
因为税率很高,所以商人们千方百计的藏匿财产以避税,汉武帝的对应之道是鼓励告发。他命令杨可主管其事,令民告缗者以其半与之,就是被告发者将会遭受没收财产的出发,告发者则能得到账款的半数。
这个政令是抑商政策发展到极致产生的怪胎,基本上和抢钱是一个路数的。
作为商业世家,糜家对告缗令这种怪胎自然是深恶痛绝的,没想到一向主张农工商并重的李翊突然提出了这个,饶是糜竺城府不错,还是一阵心惊肉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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