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之上，帆影连绵，可以在大海之上航行的高桅大船在江面上橹轴相连，排起了长队，破开波浪，一路东下。
江岸边，正是一片金黄的丰收景色，却少见村落人家。而且田垄的密度也比几年前稀疏了许多，仿佛到处都是连片的大田，小块的农地变得极为少见。偶尔看到一个村庄，就是数十人家聚在一起，大多都是青砖灰瓦，往日江南农村最多见的破烂茅屋，却已经少了大半。和周遭一望无际的金色相衬在一起，真是好一派国泰民富的景象。
刚刚封了吕国王的吕文焕抱着胳膊，站在一艘四千石的福船甲板上，望着江岸边的景色，颇是感慨地道：“某家十年未到江南，转眼却是太平盛世了。”
“太平盛世未必有，几家欢喜几家愁到是真的。”一身戎装的吕师虎站在自己的叔叔身边，眉头皱着。或许是晒多了太阳，一张黑面孔变得更黑了，都快变成昆仑奴了。
他和陈德兴也算是老相识了，只是后来分道扬镳，再也不是陈氏集团的核心人物。昔日一起在扬州练兵的黄智深、任宜江、孔玉，如今都是公侯将相。而吕师虎虽然也封了侯，但却没有什么好差事。先是在江东省当知府，因为贵族民主制的约束，这知府当得也没啥滋味。还整天料理一堆因为退佃引发的纠纷，昧着良心替士爵地主、军户地主驱佃。最后实在不愿意干下去，又重新披上戎装，和自己的叔叔吕文焕凑到了一起。这江南现在虽然平静，但是在吕师虎看来，绝不是什么太平盛世。
陈德兴可以镇压大同党，但是却改变不了江南农村土地集中的大趋势——如今出现的土地集中，和宋朝时代的土地集中还不大一样。这一次不是所有权的集中，而是使用权的集中。由于科举士大夫阶级的消失和大规模的土地重分，以及士爵、士绅民主制的出现。使得江南农村的局面在短短几年内就发生了大变。
首先是士大夫阶级对江南农民的人身控制被完全打破——在很多情况下，佃农们并不反对这种控制，因为这是他们在一个艰难的世道中可以活下去的唯一方法。
其次是土地重分和士爵、士绅民主制还有天道庄这个近代银行的出现，共同创造出了一个富农阶级——虽然士大夫靠科举和义门成为农村的主宰，但是他们通常不会去经营土地，只是将土地分成小块出租，也不论承租方有没有能力经营。总之，他们会通过收取佃租、免役钱、摊派钱和放高利贷，最后夺取佃户的大部分劳动成果。而在科举义门垄断下的农村，靠经营土地是无论如何不能致富的，各种各样不公平的税赋、摊派和劳役，会让所有的富农破产沦为佃户。因此在南宋末年的江南，富农阶级几乎不存在了。
但是在陈明王朝的新体制下，富农又复活了。士爵和士绅民主制有效约束了基层的官僚，也让农业税赋变得容易承受。如今的大明可没有“破门县令、灭门知府”的存在——任何一个大明国民花上几百贯买个士绅牌就立即有了可以保护自己的选票！而且，如今大明的地主不是士爵就是军户，都和刀把子、枪杆子挂钩，在军装闪闪发亮的大明朝，在乡经营土地的士爵、军户和他们的家属，可不是任凭地方小官拿捏的存在。
同时，以天道庄为首的一批大型钱庄、银号的出现，和新大陆金银的持续流入，还有天道票纸币的成功发行。让大明民间资本充沛，借贷的利率下降到了个位数，这也让贷款种地成为可能。而大明发展迅速的冶铁业和北方牧区的回归，又给江南农业提供了足够廉价的新式农具和牲畜。
这一连串的因素最后结合在一起，就让一部分士爵、军户之家，有了发展成农场主的可能性。他们先是驱佃雇农，使用雇佣劳力和牲畜、新式农具种地。在赚到了第一桶金后，他们又开始扩大经营，租赁下那些无意在乡间经营土地的士爵、军户的农田，建立起效率更高的大型农场。
而这个过程自然和一波一波的大规模驱佃运动结合在了一起！于是，短短几年之内，江南农村的佃户数量就已经大幅减少。出现了大量的失佃农户，他们不是背井离乡去人少地多的北方、四川、京湖谋生，就是进入大城市的平民窟，出卖劳力，赚取一份微薄的薪水——早期的资本主义不就是这位玩的吗？要是农民伯伯们都在家种地，资本家去剥削谁？
所以资本主义这个邪恶的东西，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同时出现在农业和工商业之中的——资本主义可以说是一种比较高效的生产组织模式（当然比不上社会主义啦）。当它出现在农村生产中，大幅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使得较少的农民可以供养较多的人口时，才有可能将大量的失地（失佃）农民赶进城市去当无产阶级。而较少的农民生产出了远远超过他们自身需求的粮食，也才能将之卖给城市去换取工业品。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不是每一个失地（失佃）农民都甘于成为无产阶级的。其中也不乏敢于铤而走险，出国去当个作威作福的殖民者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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