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生产者比无产者更加幸运吗？”朱济世哈哈笑了笑，“因为他们又那么一点点土地？”
恩格斯认真地点点头，回答道：“当然了，自耕农占有并使用着一种生产工具，即一块土地，为此他要交出自己的一部分收益或者服一定的劳役。而无产者用别人的生产工具为这个别人做工，从而得到一部分收益。农民是交出，无产者是得到。因而农民生活有保障，无产者生活无保障。农民处在竞争之外，无产者处在竞争之中。”
伟大导师说了一些他以为是正确的道理，不过朱济世却很有一点不以为然。他微笑着道：“弗里德里希，我和你打个赌20年后，大明、日本、朝鲜三国之中，必然是维持小农经济的朝鲜最穷最落后，他们的工业化进程也将是最慢的。反而是大地主、大商人统治的日本，可以紧随大明完成工业化。如果他们不追求一个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在大中华关税同盟中，日本人的生活水平应当可以和大明的臣民接近。”
这就是两国经济一体化的结果。既然是一体化，资本、劳动力和商品自然可以自由流动，不同的产业就会在成本和市场的主导下形成最佳部局。两国的劳动力价格和物价水平还有投资回报率，最后也会渐渐拉平。
更重要的是，日本的统治集团正在求新求变，还处在封建社会末期的大阪，所展现出来的，却是不亚于已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大明大城市的活力！
朱济世可以改变的只是他们发展的方向，不能让他们停滞不前。而朝鲜本身却没有这样的动力，在完成了土地改革之后，他们内部的阶级斗争趋于缓和，社会更容易安定，进步的动力恐怕就更加不足了。
恩格斯笑了一下，默默点头，道：“杰森，我相信你的判断，但不是基于你说的原因，而是日本的社会结构同朝鲜和中国是不同的，你难道没有发现，日本拥有西欧式的社会结构吗？”
“西欧式的……你是说他们的武士领主和西欧的骑士领主非常接近？”
“是的，和大明、朝鲜的士大夫制是完全不同的，这是一种典型的封分制度，基础是血缘。”
恩格斯这几年除了管理皇室财团，还花了不少时间研究了中日朝三国的社会和封建制度。
在他看来，日本的封建社会就是西欧式的，大领主哄着小领主，把整个国家分成了近300个藩国和上万个武士领地。在这种体制下，封建势力虽然强大，但却是分散和互相牵制的。商人虽然处于被统治地位，但他们还是能很容易的在一个分裂的封建社会找到突破点——某个只要在300个藩国中找到1个藩国愿意提供庇护，就不大容易被封建势力摧毁了。
而且日本的德川幕府一直以来，都在不遗余力削弱各个藩国的财力，久而久之，财力枯竭的藩主们不得不向商人借贷度日——因为藩国太多，许多商人都“跨国商人”，往往和多个藩主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所以没有哪个藩主有力量单独吞噬一个大商人。因而商人和藩主之间的关系，也从依附转向了合作，豪商阶层也由此产生。虽然这些豪商所拥有的财富根本不能和中国的皇商、行商和官商相比，但他们却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阶层，可以非常容易地转型为资产阶级。
而在中朝这样集权化的官僚士大夫统治的国家中，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商人却要面对整个集权国家。官僚在某种程度上就代表国家！虽然商人也可以寻求某个官僚的庇护，但是这样庇护根本不能和一个藩国的保护相比，而且代价也高昂了许多。而且在官僚之上还有一个朕即国家的皇帝，在中国，许多大商人都是直接被皇权摧毁吞噬的。所以很少有豪商可以传承数代乃至十数代。而商人一旦发达，就会千方百计想挤进官僚队伍，或是买官或是让子弟参加科举。因而不会将全部精力和财力用在扩大经营上面。
所以中朝两国的商人，是很难转型为资产阶级的。这大概也是历史上，中国资产阶级革命非常不成功的原因吧。
两人正在用德语低声交谈的时候，两条飘着日月旗和团龙旗的蒸汽帆船已经缓缓靠上了码头。码头上早有一些人在等候。那些红袍乌纱，气度俨然的，不用说都是大明驻日本大使馆的人物，为首的正是大明的日本通朱默，朱大侯爷。
和这些红袍子站在一起的，还有不少和服打扮的家伙。和服上面，还有各自的家纹，还有一面面五花八门图案的旗帜竖在那里，处在最中间的赫然是一面三叶葵旗帜和一面日之丸旗帜还有一面十六瓣八重表菊纹的旗帜。还有一些穿着蓝色和黑色军服的明日两军士兵站得笔直，在军官的率领下，都如临大敌一般的戒备着。这些士兵当中，穿蓝色军服的是驻扎日本的明军海军陆战队。自打第二次琉球战役之后，大明就在日本的横滨港和函馆建立了两个小小的海军基地，驻扎有两艘蒸汽铁甲舰、四艘风帆巡航舰和另外几艘轻型舰艇，并且还驻扎了四个营海军陆战队以保卫港口和要塞。这次为朱皇帝访日担任警卫的，除了朱济世从国内带来的一营近卫军，就是从横滨基地抽调的两营海军陆战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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