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买卖赚钱？这法子未免有些天方夜谈，眼下内卫的正事还忙不过来，哪里有那么多的人手和精力？他前世时倒是从小说上看过有主角用到这一方法，现在才知道那纯属儿戏。
困难当然是有了，但却也难不倒王锐，他想来想去，最终想到了四种来钱的方法。
第一种方法就是抽税，小皇帝既然给不了钱，那总要给些方便的权力，否则的话就是不想给人活路了。
一提到抽税，就不得不先说一说明朝的税制。
历史上明朝的灭亡是由于内忧外患并举，到最后国力空虚，再也支撑不住两线的巨大消耗而崩溃。
而实际上这是十分冤枉的，因为公认是说法是直到最后亡国时，大明也是处于一种民富国穷的状态，也就是说国力的空虚不是因为人民没有钱了，而是税制出了问题，而且崇祯皇帝用错了方法而已。
在明朝之前，赋役并行的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实行了两千多年，它对增加赋役收入曾起过重要作用。但是自宋元以来，土地兼并日甚一日，到了明代中期，土地兼并已无法遏止。而有大量土地的官僚、地主则往往以各种手段逃避赋役，普通百姓的赋役则日益加重，这不仅激化了阶级矛盾，而且课税田不断减少，严影响到国家的财政收入。
因此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时，张居正推行了“一条鞭法”，将赋和役并为一条，计亩征银，丁役转变成丁税而随田征收，从此，赋役制度逐渐让位于租税制。这时丁税虽然存在，但却是随田带纳，而且丁税远不如田税重要。
“一条鞭法”可以说是在税制上做出了一个划时代的改革，租税制的实行，理论上能够使两千年来一直成为农民沉重负担的徭役制度逐渐消失，这就大有利于劳动力的解放，对社会生产十分有利。
但是无论怎么改，它仍然摆脱不了封建时代税制上固有的弊端，简单的说主要体现在两点上。
第一就是穷人和普通百姓仍然是纳税的主力，官绅富贵却只是承担了很少的一部分。因为他们可以采取种种手段转嫁、逃避赋税，而普通的百姓却哪里行？
而且一条鞭法计亩征银，虽然是一种进步，但百姓需将粮米换成铜钱，再折成白银，这中间，农民不可避免地受商人的盘剥，而钱、银与粮米的比价经常变动，不论是粮贵钱贱，还是钱贵粮贱；受剥削的总是贫苦百姓，由此必然加重人民的赋税负担。
第二就是田赋的加派总是由农民来承担，明朝后期的田赋加派，主要有三种名义，一是辽饷加派，二是剿饷加派，三是练饷加派，每一种名义之下，又有若干加派数额，累次增加。
那时候土地的兼并已非常严重，因此加派虽出于田，但负税者是广大的农民，所以加速了农民的破产，也加速了社会经济的崩溃，同时亦导致了农民起义的烽火越燃越旺。
而当时的工商业其实已经十分发达，江南可说是非常富庶，但明朝的商税却很低，仅仅是三十而一，也就是3%左右。
崇祯不想办法从官绅富贵和工商业上解决问题，却只知一味地盘剥农民，自然一方面逼得农民起义愈演愈烈，另一方面致使国力空虚，所以说他用错了方法。
当然，想要打官绅富贵的主意并非是易事，必然会引起其强烈的反对和阻挠，那是另外的话题。
王锐对以上所说的这些是比较清楚的，因此他想到的抽税并不是针对穷苦百姓，而恰恰是要打富人的主意。这样来钱既多，又不伤国力，自是一举两得。他心里其实早已经有了改革大明税制的计划，但眼下还不是时机，只能借着此番为内卫经费的问题而先小小地实验一下。
他要抽税的项目很简单，就是奢侈消费税，即穷苦百姓消费不起，而富人们消费的所有一切东西，这其中烟花风月尤其被列为了重中之重，王锐打算对这皮肉生意课以重税！
除此之外，赌博、酒楼、客店、运输、奢侈品的买卖等也全部是重点。
不要以为课以重税就会对这些行业形成致命的打击，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最终的税费其实都要由消费者来买单。就像今天的烟税一样，最终的销售价格中税费其实要占到了一半以上，可因此而戒烟者又有几人呢？富人们肯定是还要该吃的吃，该喝的喝，该嫖的嫖，只不过价钱要比以往贵了些，掏起腰包来稍有心疼而已。
第二种方法是抽成，虽然与抽税只有一字之差，但内容却是大有不同。这抽成针对的是江湖势力，也就是说凡是处于内卫控制之地下的各江湖势力，每年都要从收入中拿出一定的比例上缴，就算做是山头费或是香堂费。若是不交这个钱，任何势力都休想在当地立山头，开香堂。
这也算是仗势欺人了，但却欺负的是恶人，那些江湖势力的收入本就不大能见得光，可想将之完全铲除是不可能的，而且其本身也还有利用价值，内卫就是要将其控制与限制。所谓恶人自有恶人磨，内卫就要充当一回更大的“恶人”。
第三种方法是向商旅收取保护或安全费，即使在太平的年景，商旅之人也难免常遇些灾祸，轻则损失货物钱财，重则丢了性命，更何况是眼下这样的乱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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