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二年四月十二日，刚安排完移民虾夷岛与库页岛事项的李啸，收到台湾传来的飞鸽送信。
信是台湾拓殖团长丁佑写来的，他在信中告诉李啸，现在靠近台中山脉之处，也就是当地土人称为奇美和斑岩这两个地方，发现了两个大的露天铜矿，预估产量十分巨大。
在台湾这样多火山地震的地区，发现铜矿，本不算什么大事，但李啸却立刻敏锐感觉到，这是一个改变现有金融秩序的大好机会。
在李啸看来，如果能顺利开发这两个铜矿，那么，一项在这个明末年代，堪称前所未有的新生事物，可以正式诞生了。
这个新生事物，便是银行。
李啸确信，现在拥有数千万金银资产的他，在又得到了足够的铜矿之后，应该完全可以如同后世一般，开设银行了。
这家银行，被信心满满的李啸，命名为中华银行。
在现代社会中，银行是依法成立的经营货币信贷业务的金融机构。用亚当斯密的观点来看，银行是商品货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银行一词，源于意大利Banca，其原意是长凳、椅子，是最早的市场上货币兑换商的营业用具。随后，这个词传入英国，在英语中转化为Bank，意为存钱的柜子。
而在中国，从明清时代开始，白银开始取代铜钱，成为最主要的货币材料。“银”往往代表的就是货币，而“行”则是对大商业机构的称谓。而把办理与银钱有关的大金融机构改称为银行，最早见于太平天国洪仁玕所著的《资政新篇》。
李啸要成立的这家银行，除了传统钱庄所有的，联号经营存储放贷、兑汇，发行银票等赚钱业务外，还有一项他特别看重，准备要开始大力经营的，便是利用银行，开始自行铸币。
因为在这个明末时代，由官府铸造的银子，是大明帝国的法定货币，在全国各地大量使用，明朝成立数百年来，尽管也一直与海外进行贸易，但一直以来，从未铸造过国家标准的金银铜等钱币。
这就导致，官府的银子，在平时使用时，不但有各种不同的成色，每次使用时，还必须要经过称量、切割等等后续手段，才能用于日常生活交易。
这种方式，给使用者带来相当多的麻烦，尤其是在鉴定银子真伪上，更是一件令人伤脑筋的事情。
于是，现在的李啸，打算在开办的中华银行里，自行铸造金、银、铜三类货币，其中主要以银元作为核心货币。
具体设计标准为，金元(重5克，含金45％)，银元(重5克，含银72％)，铜元(重5克，含铜63％)，兑换比例为1两白银=1金元=10银元=1000铜元，这些钱币都是标准的正圆形无孔钱币。
在这种新币设计中，李啸定义，1银元就相当于原本的1钱银子，1金元就相当于一两银子。如果从其贵金属含量来看，可以发现，这套货币代表价值略高于其金属价值。例如一钱白银3.75克，然而一个银元中，所含白银仅3.6克，而金币与铜币亦同样如此，通过这样的方式，李啸可以花更少的金银，换取了同样购买力的钱币。
而在李啸的这套货币体系中，更大的不同之处，在于金元。
如果按照此时明朝官府所定义的，1:10的金银比价，一个金元既然兑换10个银元，那么含金量应该同样是72％。然而李啸在中华银行所铸造成的成品金元，其含金量，却只有48％，约2.25克。如果论贵金属价格，一个金元仅能换取6.25个银元。但是按照汇率规定，一个金元却可以兑换10个银元。
因此，金元兑换银元的比率，被人为地提高了，黄金价格被从1:10的官方比率，被李啸人为提高到1:16，也就是说，黄金的真实市值，被李啸人为拉高了。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设计，根本原因是，前世在大学中，选修过西方经济学和古典经济学的李啸，根据自身贸易特点以及国情现状，作出的必要改变。
自过去两百年以来，明朝一直与西方诸国进行贸易，由于中国巨大的结构性产业优势，在频繁的东西方贸易下，大量美洲和日本等地的白银，单方面流入明朝，使银价不断贬值，中国地区的金银比价由洪武年间的1:4，升值到万历年间的1:6，再到天启年间的1:8，而到崇祯年间，到现在已经超过1:10了。
并且，随着贸易份额的增长，从美州日本等地来的白银，还在持续流入之中，一点减缓的迹象都没有。
在真实历史上，随着白银的持续流入，终于在清朝中期结出恶果。导致白银大幅贬值与通货膨胀同时发生，让清朝各地的农民与手工业者纷纷破产。也导致了嘉庆皇帝一登帝位，在西北地区，便爆发了由破产农民组成的，大规模的白莲教起义，所谓的天朝气象，终于一去不返，清朝从此走向中落，不断衰亡。
而现在，李啸治下的各类产业，诸如制盐，丝绸，生丝，铁器，呢绒，香烟等产品，随着海外以及国内贸易，蓬勃发展日渐兴旺，结构性产业优势在整个明朝之中堪为翘楚，特别是自台湾大开发起来，黄金白银在他的这些沿海各城池州县中，迅速流动集中，以至在这小小的区域中，白银的市价大幅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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