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祐樘对沈溪的评价很高，在这个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时代，沈溪对于时局的把控非常准确到位。
如果说以前沈溪预知一些情况是利用了历史的一些必然规律，但在本次鞑靼人入侵这件事上，他用到的完全是他对于战局变化的合理推演，以及他对鞑靼人脾性的了解。
不过良材归良材，朱祐樘并未准备派出兵马援救沈溪。
如今已经发生的事实，便是张家口、宣府失守，下一座能与鞑靼人抗衡、阻挡鞑靼兵马东进的重要关隘城塞就是居庸关，又或者是紫荆关。
至于内长城以外的地区，暂时可以先行放弃，这是出于大战略的考虑。
李东阳出列道：“陛下，延绥巡抚沈溪，早在战事发生之前，便预料到北寇行进之策略，土木堡一战中败北寇兵马，确有几分将才。”
“但是，其进兵畏缩不前，前线战报发送不清不楚，以至于朝廷对于战局所知不足，也是事实。沈溪此子尚需磨砺，才可坐实陛下大明栋梁之才的赞誉，否则就只是意气用事、不听朝廷命令的初生牛犊……”
听到这里，谢迁已经忍不住冲着李东阳怒目相向。
好你个李老儿，以前就怀疑沈溪无中生有，说沈溪两句我都忍了，但现在证明沈溪所说并不是无的放矢，你还对沈溪有所贬损，那就不是我能接受的！
谢迁并不是要为沈溪“申冤叫屈”，他是真心觉得，沈溪能先别人一步预判战局变化，准确将战报提前一个月送到京城让朝廷防备，结果朝廷并没引起足够的重视，以至于张家口和宣府相继失守，这纯属朝中重臣对于战局变化预估不足所致。
沈溪提前上奏，朝廷不予采信，现在边塞几大要隘果然如同沈溪所说的那样遭遇围困并且丢失，怪谁？
另外，说沈溪前线发送战报不清不楚，明明人家战报抵京已经十天了，结果在这十天时间里，硬是被有司衙门扣下来说是要证实，导致内阁和皇帝无法获得第一手资料，难道也要怪罪在沈溪身上？
对立李东阳的指责，谢迁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
但李东阳所言却得到其他大臣的认可，就好像故意在找替罪羔羊一般，你说狼来了我们不信，那是你的罪过，为什么你没有跟我们说明有多少只狼，每只狼长什么样子？你说明白了指不定我们就信了！
当然，如果那时候我们还是不信，事情依然还得怪你！
话语权掌握在我们手中，就是要把你推出来顶缸，你能把我们怎么着？
马文升却不是蛮不讲理之人，他出列奏禀：“陛下，延绥巡抚如今身在土木堡内，与鞑靼兵马周旋，或可成为西北战局之转机。”
“居庸关、紫荆关外如今能倚重的，无非是大同、太原等地兵马，若抽调三边兵马回撤，一时间恐难以成行，不若以土木堡为屏障，同时兼顾居庸关和紫荆关防御，抵挡鞑靼兵马东进……请陛下示下！”
马文升的话，并未得到大多数大臣的认同，主要在于他将土木堡的地位说得太高了。
朝中大臣认为，即便可以将一些卫所和卫城当作阻挡鞑靼东进的屏障，也不该将一座废弃几十年的堡垒看得那么般重。
在这些大臣看来，既然鞑靼人连坚固的张家口堡和宣府都能攻破，更别说是土木堡这样几乎不设防的废弃土堡。
刘健出列道：“以居庸关和紫荆关作为据守之地，并无不妥，但土木堡嘛……无山河之险作为凭靠，难以承担重任！”
刘健为人谨慎，他对西北形势有一定了解，如果不是沈溪奏报他驻守土木堡，刘健几乎记不起有这么个地方，毕竟土木堡已经荒弃多年，刘健这样相对公允的首辅大臣，也不认为土木堡具备阻挡鞑靼人前进的要素。
内阁大学士中，以首辅刘健居首，而在所有部堂中，以吏部尚书、四朝老臣马文升居首。
如今两名顶级文臣出现冲突，马文升认为应该以土木堡作为屏障，而刘健则反对将土木堡纳入京师防御体系。
一时间在场的朝臣不知该支持谁为好，但按照朝中绝大多数大臣的意见，他们更倾向于将土木堡暂时放弃。
朱祐樘不想在两人中做出抉择，本身他这个皇帝在很多大事上都没有主见，以往他头脑清醒，有自己的判断，但现在他身体和精神都欠佳，根本就无法在这种事情上判断谁对谁错。
朱祐樘咳嗽好一会儿，才问道：“诸位卿家，以为如何？”
朱祐樘以前在朝堂上议论事情，这句话说得最多，大臣也都习惯被朱祐樘勒令站边，在两方意见相佐的时候，谁若是采用模棱两可的立场，基本上就是给自己找麻烦。
朱祐樘问的是你支持谁，如果你说两边都不支持，请说出理由来，否则皇帝便会觉得你这个大臣很没用，久而久之就会将人撤换。
在这点上，朱祐樘算是一个称职的君主，他不喜欢臣子跟他虚以委蛇，就算大臣本身能力平庸，也必须要有主见，如此一来朝中最没立场的反而是朱祐樘自己。
环视身边一干同僚，谢迁悲哀地发现，想让别人支持马文升的观点很困难，朝中这么多人虽不都是贪生怕死之辈，但从务实的角度来说，确实应该以居庸关、紫荆关作为防御重点，土木堡应该暂时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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